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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基建的内涵与意义
2.1 内涵丰富：符合未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中央近期密集点名新基建，其内涵不应局限在信息领域。新基建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次提及，2019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1月常务会议、2月中央深改委会议、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持续密集部署。从中央会议内容看，新基建侧重于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根据央视中文国际频道3月2日，“新基建”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含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在央视频道划分的7大领域，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均非信息领域。
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要求，能更好支持创新、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在补短板的同时为新引擎助力，这是新时代对新基建的本质要求，这是新基建与老基建大的不同。从根本上讲，基础设施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为人口和产业发展服务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链要迈向全球中高端，新时代对基础设施产生了新要求。
因此，“新基建”是有时代烙印的，如果说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桥梁的话，那么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消费升级重大民生领域。当然，在一般基础设施领域，须注重通过数字化改造和升级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从需求看，新基建需更好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居民消费升级有两个明显变化趋势：一是服务消费逐渐取代商品消费成为主导。1946-2016年美国服务消费、商品消费分别年均增长7.3%、5.6%，服务消费比重从40.3%持续增至69.0%。二是以休闲娱乐、医疗护理为代表的高层次享乐需求持续上升，1946-2019年占比从16.0%升至30.8%。中国已经进入消费主导新时代，2010-2018年终消费率从48.5%持续升至54.3%，2014-2019年消费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预计将在3年后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老龄化加快，中国发展享受型消费快速增长，旅游、文化、健康、养老等新兴消费方兴未艾。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看，2012-2019年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分别上升1.2、2.5个百分点。
从生产看，新基建需为中国创新发展、绿色环保发展，特别是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创造基础条件。新动能是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等。新旧动能大的区别在于，由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由高污染、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绿色环保的集约型增长方式。科技是生产力，是国家实力的关键。
从科技发展方向看，从日不落帝国到美元霸权，不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无一不是依靠抓住某次关键的产业革命机遇而成功崛起，终成为世界的科技与经济中心。人类在18世纪进入蒸汽时代，19世纪进入电气时代，20世纪进入信息与互联网时代，随着未来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熟，21世纪将步入智能时代。智能社会由三个战略核心组成：一、芯片/半导体，即信息智能社会的心脏，负责信息的计算处理;二、软件/操作系统，即信息智能社会的大脑，负责信息的规划决策、资源的调度;三、通信，即信息智能社会的神经纤维和神经末梢，负责信息的传输与接收。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业是智能社会的基石，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辐射作用，也是当前及未来各国科技竞赛的制高点。能否抓住智能时代变革的机遇，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
2.2 意义重大：惠民生、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
新基建惠民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基础设施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载体，不管是经济基建还是社会基建都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当前基建存量的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基础设施大国，但人均基础设施存量、质量与发达国家还存在明显差距。由于中国过去长期注重投入推动能够快速促进经济增长的能源、交通运输、通信等经济基建，对社会基建重视相对不够，医疗、环保、文化、体育等社会基础设施与发达国际相比差距更为明显。
新基建短期可拉动大量需求，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稳投资稳增长稳就业。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2019年中国GDP实际增速降至6.1%，创1991年以来新低;2月中国制造业PMI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大降至35.7%、29.6%，创历史新低，短期影响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既有潜在增长率下降、内部改革不到位的因素，也有外部性、周期性和政策性因素的叠加，当前又叠加疫情冲击，总需求不足。
在外部环境方面，主要面临全球经济见顶回落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2019年中国出口(以美元计)增长0.5%，较上年下滑9.4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出口-12.5%，大幅下滑23.8个百分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只是再次阶段性缓和，2020年依然存在形势反复可能。对冲疫情和经济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基建，近年基建投资增速处低位，是政府可快速有效发力的工具(公开数据的基建投资数据一般限于(水电燃气、交运邮政仓储、水利环保公用事业三大行业)。
从内需看，201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5.1%、8.0%，分别下滑0.8、1个百分点。在投资中，房地产、基建、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9.9%、3.3%、3.1%，分别变化+0.4、+1.7、-6.4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在2019年对稳增长发挥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但前期拿地增速大幅放缓预示2020年将高位回落;制造业投资与出口、企业利润有关，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3.3%、较上年下滑13.6个百分点，短期难以依靠。
新基建长期将推动新动能供给，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增长潜力。从历史看，1929年大萧条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推出的“罗斯福新政”，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提高了就业，增加了民众收入，还为后期美国经济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推出“四万亿”投资，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而作为对比，印度受制于基础设施短缺等因素，工业化进程缓慢，经济发展潜力和人口红利无法有效释放。根据IMF数据，2017年印度公共资本存量9.8万亿美元，排名第三;人均公共资本存量7305美元，排名102位。当前中国新动能发展迅速，启动新基建将进一步推动新动能发展。
从投资看，2019年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分别增长17.3%和13.2%，增速较整体投资分别快12.2、8.1个百分点。从生产看，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8.8%、8.4%，增速分别较规模以上工业快3.1、2.7百分点;服务机器人、太阳能电池和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分别比上年增长38.9%、26.8%和14%。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2.7%，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3.3个百分点;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8.7%，持续一枝独秀。
